辞职清华副校长!施一公:不改变这种愚蠢的做法,中国教育人才都将是免费为西方打工!

辞职清华副校长!施一公:不改变这种愚蠢的做法,中国教育人才都将是免费为西方打工!


      如今,我国在教育上的导向,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。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,发表在西方杂志,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,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,国内少有企业订阅;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。因此,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,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,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,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导向的最大问题。

——  施一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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骄人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凭空得来的。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,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,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院士……他通常提前两周或一个月,甚至一年就安排好工作,按照与科研、教学的相关性排序,凡是“别人去和我去效果差不多的”,就坚决推掉。“总之,50%时间做科研的底线不能突破。


施一公当年力排众议回国时曾说:科学无国界,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。回国就是回家,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,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……

而今,施一公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,专心筹办西湖大学。但是他对清华学子的谆谆教诲、殷切期望,依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才子们,他说:


第一,在事业的追求中,不可知足常乐。身为如清华这样高等学府的学生,不应将自己的注意力仅仅放在就业工资这样现实切近的问题上,更应该树立远大理想,要有长远眼光和宽大胸怀,而不是为眼前生活所迫。


第二,大学生要有自由的思想,独立的精神。大学是一个不同的观念相互碰撞不同思想相互交融的地方,不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教育事业,都应求同存异,不刻意追求思想的统一。


第三,成才不可棱角全无。有棱角有个性的人,更容易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,产生创新的想法。无棱角的人,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。

而对于成才,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自己想成才才行。套用一句俗语“说你行你就行,不行也行;说不行就不行,行也不行”。在成才的路上,要相信自己、有决心、有信心,不论是否科班出身正规军团,也不管你是否书香门第大学世家,就算你现在底子薄弱水平有限,只要有成才的毅力和决心,依然可以成为人才,做出具有领先水平的成果。

施一公,在不同场合下对『中国教育』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。对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反思,饱含深深的忧虑和责任意识。接下来,我们根据他在欧美同学会·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年会的演讲,来解读一下当前中国教育存在哪些痛点。

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 

当今的中国大学,比如清华大学,学生从入学开始,就要接受“就业引导教育”。堂堂清华大学,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,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,叫“就业”,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

我觉得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,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。就业只是一个出口,大学办好了自然会“就业”,怎么能以“就业”为目的来办大学。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,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,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。大学,尤其是研究型大学,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,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。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,会造成什么结果呢?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。清华70%至80%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?去了经济管理学院。连我最好的学生,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: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。


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,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,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。管理学在清华、在北大,在整个中国都很热,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。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,是培养专业人才,为行业输送螺丝钉,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,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,不能混淆。


学不以致用,我们以前都太强调学以致用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,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,可以不用去上。其实在大学学习,尤其是本科的学习,从来就不是为了用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,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,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,你都是无法预测的,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,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。

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,那么怎么办?其实很简单,教育部给大学松绑。大学多样化,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,不要一刀切,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,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,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。


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。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,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加强转化”。但我想问一句,转化从哪儿来。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,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?我认为是后者。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,转化不出来,不是缺乏转化,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。

 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 
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?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。几年前在人大会议听到这个话后,我觉得心情很沉重。术业有专攻,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、懂一点教育,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、办公司、当总裁,这是把教育人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。从领导到学校,从中央到地方,都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,这是不对的。

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,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、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,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。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,但是我笃信无疑。我可以举个例子,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,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,包括辉瑞,现在非常富有,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。他两年之前在《科学》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,抨击特别强调转化,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,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,如何能转化。


当研究成果有了,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、也是水到渠成的,不需要拔苗助长。

文化氛围影响创新人才的培养 

创新人才的培养,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。我们当下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,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,比如像我这样,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,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。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,同样有这个问题。什么是创新,创新就是做少数,就是有争议。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,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,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。

几年前,一位以色列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,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。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,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。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,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,他的母亲只问两个问题,第一个是“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”,第二个“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”。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不得不承认,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对于放学回来的孩子,第一句话就是问“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?”

施一公为我们指出了现在教育中的痛点,但我们不能悲观,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在进步中,尤其是过去的几年无论是在政治领域、还是在教育领域,都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。改革,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。在这样的大潮中,我们每一位教育人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,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,就是我们的贡献。这样,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。